十八世纪中国瓷绘上的西洋人物_[#第一枪]

在中西瓷器贸易达到鼎盛期的18世纪，中国瓷器装饰上出现了西方的人物、花卉、建筑及徽章等种类丰富的西洋图像，瓷器也成为中西方艺术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此时西洋艺术东来，除仿古外，并模仿西洋瓷之绘画，如圣母像，碧眼卷发之人物等，此系以前所未有者。”瓷绘西洋人物图像不仅丰富了瓷器的装饰题材，有助于西洋绘画技法在中国的传播，更为国内了解西方的文化、历史和人文等各方面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青花瓷上的西洋人物图像

明清两代，景德镇产青花瓷步入昌盛时期。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废除海禁政策，以青花瓷为主要品种的外销瓷大量销往海外，为适应西方人审美需求的西洋图像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外销的青花瓷上。订制瓷器早在16世纪早期就已经出现，不过当时还只是为了满足少数葡萄牙皇室贵族或泛海东来的商人、传教士的具体要求而制作，数量有限。荷兰人的到来使这一行为更加普遍化。

中国瓷器的输出，有清政府对各国外交使节的“赐赠”和对外贸易两种途径。一般来说，赐赠出国的瓷器都是官窑瓷，而贸易输出的多是民窑器。明中期以后，民窑青花瓷的烧造数量已大大超过了官窑瓷，以致有人评说“最好的青花瓷器不是为皇帝制作，而是为私人买家和贸易者而制作”。外销瓷以民窑烧制为主要生产途径，更利于外商提供画样，便于烧造适应外销需要的青花瓷样式。清《景德镇陶录》载称：“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粤东人，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在大量的外销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景德镇民窑按照海外订单特地生产的，产品的种类、造型、装饰根据欧洲市场的不同需要而特制。包括西洋人物在内的各式西洋装饰图像被应用到青花瓷的装饰上，成为这一时期广受欧洲人欢迎的装饰题材。

西方市场的急剧扩大刺激了中国瓷器的外销，输入欧洲的产品数量激增，一定程度上改变了18世纪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17世纪，中国外销瓷在欧洲被视为奢侈品、收藏品和珍贵器皿，随着侣世纪中西瓷器贸易的蓬勃发展，瓷器不但成为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必用品，而且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庭，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外销青花瓷器上的西洋人物图像因之更加丰富，出现了以田园风情画为画稿的风景人物图像。

1998年至1999年间，有关部门发掘了越南金瓯省海域的金瓯沉船，出水的清雍正景德镇窑青花欧洲山水人物纹套盘，盘口直径从20.5～29.2厘米不等，有5种尺寸。5只套盘装饰图案一致，盘的边沿装饰水波纹，盘中心主体位置描绘18世纪出岛(Deshima)渔村的风景，沙滩上一男子牵着一头黄牛，其他两人似在散步。近处的田园和小桥，远处的灯塔和教堂，构成了一幅米勒式的油画风景人物图像。人物的衣着、灯塔和教堂都具有明显的欧洲风格，树木和山石的处理也极力模仿欧洲油画的光影表现。但天空的大面积留白具有中国画意境，画面右上方装饰性极强的“万字云”也是中国传统瓷绘装饰图像，中西方艺术的融合由此可见一斑。从套盘的数量、盘上画面组成和瓷绘手法的相似程度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瓷绘画工已经能熟练掌握绘制西洋人物所应具备的表现技巧，而且瓷绘西洋人物的模式化生产在当时的景德镇地区瓷绘工场中已经具备相应的规模。

以目前所见，早期的青花瓷绘西洋图像以西洋花卉和徽章等较多，而西洋人物图像则出现较晚且数量相对较少。人物图像画面多表现皇室贵族宴饮、狩猎、演奏等娱乐活动，或表现具有特殊意义的政治事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青花瓷表现西洋图像的器物烧造年代多集中在康熙、雍正时期，这一时期装饰有西洋图像的订制瓷价格昂贵，主要消费群体是欧洲的王公贵族，西洋人物图像以表现上层阶级娱乐活动的内容为多。

其次，青花瓷烧造中心景德镇地处内陆，景德镇瓷绘画工接触外国商人和船员的机会很少，他们多依照送来的画稿描摹西洋图像，因此与西洋人物图像相比，徽章和西洋花卉等具有图案装饰性又容易描摹的西洋图像成为首选。

再次，景德镇开始于18世纪初期烧制墨彩珐琅瓷器，其特点是以纤细的灰黑线条勾勒图像造型并敷彩，能成功模仿欧洲铜版画和蚀刻画的视觉效果。因为西洋人物图像的画稿多是来自欧洲的铜版画和蚀刻画，所以在选择描绘西洋人物图像种类时，墨彩瓷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青花瓷的地位。如以宗教宣传为目的烧造的“耶稣瓷”多选择墨彩加金的形式来烧制，因其能达到很好地模仿《圣经》铜版画插图的视觉效果。

带有西洋人物图像的青花瓷的生产，反映了在18世纪中西瓷器贸易推动下的中西方艺术和文化交流所取得的进步。无论是首先从西方商人和船员手中拿到西洋瓷器画稿的中国商人，还是将这些画稿描绘于瓷器上的中国瓷绘工匠，甚至将带有西洋人物图像的青花瓷装箱和运输的工人，都在这一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西方艺术和文化的熏陶，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大潮中的一员。

18世纪景德镇所生产的带有西洋人物图像的瓷器产品，为我们了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素材。青花瓷的外销，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外贸活动，更是充当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被赋予了文化层面上的重要意义。

彩绘瓷上的西洋人物图像

相对于青花瓷上的西洋人物图像，18世纪中国彩绘瓷上的西洋人物图像种类更丰富，题材更广泛，并充分发挥了色彩在瓷器装饰中的优势。无论是明代出现的五彩、斗彩、素三彩、矾红彩，还是清代出现的珐琅彩、粉彩、墨彩等新品种，都展现出色彩绚丽而繁盛的18世纪西洋人物图景。

早在16世纪中叶，为宣传教义，欧洲传教士就开始在景德镇订购一些宗教用瓷器。此类瓷器装饰题材多描绘宗教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画样来自《圣经》插图和版画。18世纪初年，景德镇生产的瓷器产品中，有一种“其底心绘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像——十字架两旁侍立着圣母和圣约翰”。“耶稣瓷”的生产和艺术表现上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18世纪初期墨彩瓷的产生与发展。墨彩是釉上彩瓷器品种之一，以黑色为主兼用矾红、本金等釉料，在瓷器上绘画，经彩绘烘烤而成。宗教题材人物多用墨彩描绘，以墨彩纤细的灰黑线条勾勒图像造型并敷彩，不仅符合宗教氛围，更能再现版画原作的色调，有时加入金彩和矾红彩，增添画面金碧辉煌的视觉效果。

墨彩不仅用来描绘“耶稣瓷”，更多地用来表现欧洲时尚人物和平民百姓的真实生活。浓黑的彩料在似雪的白釉或仿石、豆青、米黄等釉上装饰绘画，既类似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又能模仿欧洲铜版画和蚀刻画的视觉效果，因此受到中西文化的双重接纳，在18世纪中国瓷绘西洋人物图像装饰上得以普遍应用。故宫博物院藏米色地墨彩西洋人物故事图杯是乾隆时期一件典型的墨彩西洋人物装饰瓷器，高6厘米。中国瓷绘画工在杯上以墨彩描绘了一位18世纪欧洲盛装骑士的形象，宽大的外套、精致的花边和时尚的礼帽尽显凡·戴克(Van Dyke)笔下欧洲贵族的典型气质。整幅画面以墨线勾勒人物形象，并以平涂法为外套大面积设色，骑士身后的古树、山石、栏杆和天空的大面积留白都是中国画的表现方式，率真而自然的写意笔法，凸显出画面张弛有度的笔墨意境。以郎世宁(GiuseppeCastiqlione)为代表的传教士画家进入宫廷为清朝皇室服务，直接促进了这一时期宫廷珐琅彩瓷的制作和粉彩瓷的产生和发展。康熙皇帝晚年对法国里摩日珐琅工艺品非常喜爱，并尝试将这种华丽缤纷的装饰手法移植到瓷器上去。法国传教士钱德明(Jean—Joseph—MarieAmiot)在雍正元年(1723年)写回法国的报告中提到：“我们亲爱的郎世宁在宫廷里整天埋头于他的艺术……他先是在瓷器上彩绘着色，然后以普通的画技作些油画和水彩画。”珐琅彩瓷器在宫廷内部得以流行以及西洋画师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绘制，不但为当时的瓷器装饰增添了别样的趣味，促进了粉彩的出现和清代彩瓷的发展，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推广了西洋绘画技法，并且研制出了多种新的珐琅彩颜料，融合中西画法，为珐琅彩寻求新的艺术突破。

日本永青文库收藏的清乾隆粉彩西洋人物双联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场景。双联瓶中心以巴洛克风格的缠枝花规划出主体开光，开光内部描绘的是多位古希腊、罗马神话人物形象。头戴钢盔手拿长矛的士兵与宽衣敞怀的众神及天使组成一幅人物群像。画面中无论是人物五官、四肢还是衣纹的刻画都细致到位，其精细程度完全达到了18世纪西方油画的高超水准。中国瓷绘画工能以粉彩在瓷器上摹绘西方油画的艺术效果，充分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瓷绘画工无论在技术还是艺术成就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当然，宫廷和民间瓷绘技艺并非截然分开的，上层士大夫、商人、工匠等各层次间的接触，使官、民窑瓷器的交流不可避免。由于粉彩瓷的兴盛及需求量的不断增大，清廷采取了官搭民烧的措施。据有关史料称景德镇民窑工匠与御窑厂合作者“目数千人”，因而具有西洋绘画风格的粉彩瓷装饰技法在民间瓷器生产中得到广泛传播。包含西洋人物图像在内的西洋装饰题材走出了皇家趣味和画珐琅彩绘的束缚，被更多的中国人所接触和认识，加之乾隆七年(1742年)，清廷诏令“御器厂烧造之脚货瓷不必送京，即在本处变价处理”，彩绘瓷“由是日渐著”。

民窑中运用西洋装饰元素应该早于官窑。据记载，自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年)就不断有广东瓷商带外商到景德镇订购彩瓷，销往欧洲的彩绘瓷器被赋予“玫瑰族瓷器”的美誉，以致18世纪欧洲市场上的珐琅彩、墨彩瓷的价格要比同类青花器高出4倍。高额利润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彩绘瓷技艺的发展和产品的出口，雍正年间，广州出现了附属于洋行的彩绘瓷作坊，将来自景德镇的白瓷加工成适应外销的彩绘瓷，被称作广彩。

广彩瓷的装饰题材亦中亦西，设色明快艳丽，画工细腻，融合了西洋绘画的表现技法，画面整体具有西方艺术效果。广彩瓷绝大部分产品销往海外，出口数量庞大。广彩瓷的蓬勃发展，既避免了景德镇瓷器在成品运往港口途中因破损而造成的浪费，又加快了外销瓷输出的周期；不仅丰富了以西洋人物图像为主的装饰题材的种类和样式，更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18世纪中后期景德镇彩绘瓷在外销瓷中的地位。从这—方面说，广州在中外艺术与文化交流中无疑起到了先锋作用。一位美国旅行者威廉(William Hickey)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参观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场后描述说：“在一间长厅里，约三百人正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有老年工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足见当时广彩瓷生产加工的庞大规模和兴盛景象。

彩绘瓷的发展丰富了外销瓷品种，并充分发挥了色彩在西洋人物图像装饰的重要作用，满足了西方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不仅如此，18世纪的西洋人物瓷塑更成为中国瓷器外销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康熙五彩、素三彩以及乾隆粉彩西洋人物瓷塑，还包括一直深受西方人喜爱的福建德化窑白釉人物瓷塑，让我们从立体的角度了解到小到服饰大到当时重要的历史事件等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有趣的是，多数瓷塑西洋人物形象，虽然身着西式服饰，发金脸白，但是一望五官便觉得是典型的中国人形象，完全不见西方人高鼻深目的五官特征。这或许是因为中国瓷绘画工很少有人真正见过西洋人，也并不熟悉人体解剖知识及西洋艺术表现技法，使得多数18世纪瓷器上装饰的西洋人物图像，或多或少都打上了中国传统艺术表现的烙印。中国外销西洋彩绘瓷的另一个特点是传统的俯瞰法与西洋透视法既融合又矛盾地处在同一画面中，中国传统的以线造型和西方以光影与体积塑造形体的方法共同塑造了人物的形象。从这些瓷绘西洋人物作品中，可具体地看出画工理解与接受西洋绘画技法的困境与出路，也反映了中西艺术和文化交流过程中，双方有选择地借鉴和吸纳的事实。

在18世纪中西方艺术与文化交流中，以西洋人物作为瓷器装饰的主题成为显著的中西融合的典范。无论是幽静淡雅的青花瓷还是艳丽多姿的彩绘瓷，都在以西洋人物这一特殊的装饰题材，表达着特定文化背景下，中西融合所体现出来的多样化艺术形态。这些西洋人物图像拓宽了中国美术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视野，凸显了瓷器在中外文化交流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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