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刘明康出马比周小川调头好

当前中国政府正处在救市政策“从量到质”变化的关键时刻，努力通过保持“输血型”的刺激方案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结构失衡的格局。因为结构改变的过程中，不一定就能伴随各个经济主体从中可以获得利益，反而“除旧迎新”的做法常常会出现企业和机构倒闭，失业率上升等现象。

于是，很多企业为了维持利润，不在结构调整中“出局”，就有可能将资金转入股市或楼市，而在结构调整中获益的企业也会因为投资回报率暂时没有吸引力的缘故，纷纷转向虚拟经济部门。这不，这两天有关到底有多少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争论又热闹了起来，有说是2万亿，有说是1万亿，还有说3400亿的。

从目前中国市场上流动性膨胀的机制来看，央行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增长的势头，要远远低于银行信贷活动所带来的M1或M2这样的货币增长。用行家的话说，主要不是基础货币惹的祸，而是跟银行有关的信用乘数放大太快问题有关。所以，“管”银行要比“收”货币政策来控制流动性膨胀的效果会更好些。也就是说，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出马”，要比央行行长周小川“调头”好。

当然，银监会的“管”法有很多很多。最近一段时间来，银监会更多执行的是合规性监管，就是根据政府判断的各种可能性，去防范、杜绝和严惩资金“违规入市”的现象。而最新的报道是银监会接下来要加大力度采用“市场手段”，这里面释放出了以下几个主要信息：

首先，资本充足率监管是成熟市场国家常用的、对银行执行的一种带有普遍性质的强制性监管。我国银行业股份制改革时，就已经引入这个制度。那时，对开展商业信贷的银行，都要求对存款人负责的8%资本充足率要求，以防存款人集中取款而导致银行正常信贷业务瘫痪的局面。这次提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是上一个版本的升级——不再定一个简单的静态指标，而是动态的跟踪风险变化来不断调整资本充足率水平。它要求开展各类信贷业务的银行，尤其是想通过业务内容创新来摆脱其他银行竞争的金融机构，不能以“眼前获利”作为唯一的目标，而是通过这种伴随风险增长而“成本”上升的控制方式，时刻提醒银行注意金融风险。美国商业银行为什么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陷得这么深，并不是因为他们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市场措施没有导入，而是这些银行为了追逐商业利润，逃避监管，接受了很多新型的“表外业务”，结果当表外的巨亏转变成表内流动性缺失时，才让欧美监管部门恍然大悟，意识到目前监管模式漏洞。对中国而言，我们目前主要问题并不在表外业务上，而是对表内业务风险监管模式的陈旧。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银监会导入资本充足率管理的新方式，意味着我们的监管模式率先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从单纯的合规性监管、静态资本充足率监管，逐步上升到按照市场风险定价机制进行风险监管的新模式。

其次，以风险为基础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在银行刚刚起步进行金融创新活动时，对银行的盈利能力要求很高，如果金融创新没有取得获利的本领，那么，银行自身就会因为成本的高企而放弃创新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表明了今天中国政府“求稳不求利、求实不求虚”的价值观。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会越来越大，外资金融机构有庞大的国际金融市场为后盾，有在新巴塞尔协议框架下适应监管的经验，更有创新获利的能力，他们会不会利用现在阻碍中资金融机构创新的“成本门槛”，乘虚而入，分享中国高储蓄的丰厚财富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扶持中国金融业整体的创新获利能力；二是怎样在不平等的客观竞争条件下实现中外资“双赢”的结果。当下，我赞成银监会这种诱导资金进入低风险的实体经济部门的监管方法，因为银行可以通过支持实业投资的贷款来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

第三，这次新模式的变化，反映了政府认为在这个时机出台更为合适的判断。这是因为中国银行(601988)业比欧美银行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所以这种监管模式的市场化转变，不会给我国银行业造成更严重的负担，从而影响到救市的效果。另外，目前中国金融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膨胀现象，在结构转变的过程中，无法对其进行一刀切的宏观或行政管理，只能仰仗银行自身的信贷业务调整能力，所以，新监管模式的导入比央行货币政策的转向效果要更为明显。再者，中国银行业整体的主营业务不是高风险高收益的结构，所以，这种模式不会给银行盈利情况带来太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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